林巧薇:清乾嘉时期北京白云观事考论

 Study on Documentations about the Baiyun Monastery in Beijing in the Reigns of Qian Long and Jiaqing in the Qing Dynasty

  作 者:林巧薇

  作者简介:林巧薇,1981年生,宗教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发信息:《世界宗教研究》(京)2016年第20164期

  内容提要:北京白云观是全真道的第一丛林。清初,全真道龙门派王常月担任白云观方丈,其开坛传戒振兴全真道龙门派。因白云观属于全真道十方丛林,非清朝官方道观,故清代官方史料中记载的材料不多。本文主要依据现存清代档案讨论清朝清高宗两次敕修白云观史实及清仁宗发旨稽查白云观道士事件等有关北京白云观的两则事宜。

  关 键 词:北京白云观/清朝/敕修/宗教事务管理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档案道教文献研究”(批准号:15CZJ019)的阶段性成果。

 

  北京白云观是道教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是全真道的第一丛林。其始建于唐,金世宗时期加以重修扩建,赐名十方大天长观。元初,丘处机重修后更名为长春宫。其后元代全真道历任掌教宗师皆主持该观。清初,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传人王常月担任白云观方丈,其开坛传戒,振兴了全真道龙门派。因白云观属于全真道十方丛林,非清朝官方道观,故清代官方史料中记载的材料不多。今据清代档案讨论乾隆嘉庆时期有关北京白云观的两则事宜。

  一、清高宗两次敕修白云观史实

  清朝,白云观曾历经多次重修,从而奠定了今日白云观的规模。其中,清朝皇帝共三次敕修白云观,彰显了清皇室对白云观的重视。小柳司气太编《白云观志》中,根据王常月的《重修白云观碑记》认为清朝皇帝第一次重修白云观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①但是此碑末署康熙四十五年四月王常月谨识,光绪十二年(1886)刘诚印重勒。考王常月卒于康熙十九年(1680),因而怀疑该碑文系清末刘诚印伪造。另据《钦定大清一统志》记载,此次重修时间应为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有关清圣祖对白云观的重视,可参见尹志华的讨论。②

  清高宗乾隆则两次敕修白云观。第一次时间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日下旧闻考》曰:

  臣等谨按:白云观,本朝乾隆二十一年敕重修,殿内恭悬圣祖御书额曰“驻景长生”;七真殿,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琅简真庭”,皇上御书额曰“葆素含元”;玉皇阁,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紫虚真气”,皇上御书额曰“得一以清”。观东偏有斗姥阁,恭悬圣祖御书额曰“大智宝光”。邱真人殿,木钵一,乃刳木瘿为之,上广下狭,可容五斗,内涂以金,恭刻皇上御制诗其中,石座承之,绕以朱栏。殿中恭悬皇上御书联云:“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治世有奇功”。③

  《日下旧闻考》始修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清代官修的北京史志文献资料集。目前学者对乾隆二十一年(1756)敕修白云观的历史研究主要源于此则材料。

  关于乾隆第二次重修白云观的时间则有两种不同说法。小柳司气太与李养正提出是乾隆三十年(1765)。④尹志华则认为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⑤而据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御笔的《重修白云观碑记》记载: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曾加茸治。越三十年丙午(1786),行春过此,顾念陊剥,发内帑八千六百有奇,物价工值,必饬必赡,完饰如旧。⑥

  据以上拓片,可见乾隆皇帝第二次重修白云观的时间应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柳司气太等人都依据《重修白云观碑记》的碑文考订其时间,但可能源于碑文校认不清楚,致使对“越三十年丙午”的文句出现不同解读。另据笔者查得清代档案中保存有清高宗乾隆两次敕修北京白云观的史料,可详证之。

  清初因袭明制,清廷陆续出台佛道管理政策。不仅建立僧道度牒制和册籍制,而且加强了对寺观的稽查管理。从顺治时期起,清政府严禁京城内外擅自建造寺庙。⑦顺治十一年(1654),禁止创建寺庙,其修理颓坏旧寺庙听其便,但不许改建扩大。⑧康熙五十年(1711),重申不许创建增造寺庙禁令。⑨清初虽然一再禁止私建新寺观,但不限制修补前代已有寺观。顺治、康熙年间,龙门派道士王常月借此机会修复了北京白云观,并恢复传戒活动。康熙五十七年(1718)重修白云观,清圣祖康熙御赐四枚书匾。

  乾隆帝登基后,降谕旨整顿寺观。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二十三日,乾隆传谕:“嗣后官民人等乐善好施欲建寺庙及僧道之发心募化者,惟许将旧寺庙增修加葺,或复整十方之古刹,或缮补功德之专祠。……至若立愿广大材力丰盈,特欲兴寺观神祠者,必须呈明督抚,具题奉旨,方准营建。若不俟题请擅行兴造者,必加究治。钦此。”⑩

  《日下旧闻考》所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敕修白云观一事,目前学者皆认为是乾隆皇帝专门敕修白云观,其所为体现出了乾隆皇帝对白云观的重视。事实上,据清代档案记载乾隆十九年(1754)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人奏请修理北京城内庙宇事项。乾隆皇帝准奏,命其详细踏勘北京城内庙宇并进行拨款修理。如下:

  谨奏:为奏闻事乾隆十九年(1754)闰四月二十九日经臣等折奏西南城先行办理庙宇十五处。内拟修报国寺等七处,拆毁昊天寺等八处,约需工料银二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两二分九厘。(11)

  据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二十四日奏折,题名为“奏为查得西北城等处倒塌庙宇应行粘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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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修白云观碑记》

  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为奏闻事臣等遵旨查办整理各城庙宇,内除西南城庙宇业经奏请修理在案,现在兴修将次完竣。今臣等率员续查得西北城庙宇共七百七十座。内殿宇墙垣佛像尚属整齐,毋庸修理者六百六十四座。墙垣瓦片稍有不齐者三十一座,本庙尚有香火,应令该庙住持自行修理。再查有僻巷庙宇十七座,其内殿宇墙垣虽稍有不齐,暂时毋庸修理。惟于附近要路残坏庙宇内,查得药王庙、大慧寺等庙宇四十二座,木植均有糟朽,头停渗漏,瓦片脱落,墙垣坍塌,佛像已经风雨,装颜亦有不整,今拟粘补修理。再查兴德寺、玉燕庵等庙宇十四座,其殿宇墙垣俱甚坍塌倒坏,难以修理。今拟拆毁归并,将原有佛像移请修整庙宇内粘修供奉。以上各庙所拆木石砖瓦等料,除将合式者移于应行修理庙宇内抵用外,通共约需工料并拆工运价银八万三十八百二十四两四钱四分八厘。请仍向广储司领用。其拆下木植内如有抵用余剩,大件木植暂行存贮,俟有合式应用之处再为拨给应用。尚有应行查办西直门外昌运宫、广仁宫官庙二座,臣等再为详加查看应否修理之处,再行奏请办理。现今查奏西北城庙宇并前经奏准修理西南城庙宇俱系离京城十五里之内。尚有未经踏勘庙宇,俟臣等查看确实,再行陆续奏闻次第修理。谨将拟修应拆庙宇另行绘图缮册,一并恭呈御览。谨此奏闻。

  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二十四日交奏事员外郎伊兴阿转奏奉。

  旨:依议。钦此。

  乾隆贰拾年柒月贰拾肆日(12)

  乾隆二十一(1756)年二月和硕庄亲王又向乾隆皇帝奏报,称:

  和硕庄亲王臣等谨奏:为奏闻事前经臣等遵旨查办整理各城庙宇,内除西城、西南、西北三城庙宇业经奏请次第修理。此内已完竣者,臣等派员现在查验,俟校销确实另行具奏外,今臣等复率员续查得西城南路庙宇共二百六十四座。内殿宇墙垣佛像尚属整齐无庸修理二百七座。又墙垣瓦片稍有不齐者十五座,本庙尚有香火,应令该庙住持自行修理。惟于附近要路残坏庙宇内,查得正阳门内草帽胡同火神庙等庙宇三十一座,皆经年久未经修葺,木植均有糟朽,头停渗漏,瓦片脱落,墙垣坍塌,佛像屡被风雨,装颜亦有不整,今拟粘补修理。再查宣武门内砖塔胡同斗母宫等庙宇十一处,俱系僻巷,既非要路,兼且殿宇墙垣坍塌倒坏难以修理。谨拟拆毁并将原有佛像,请移于修整庙宇内粘修供奉。以上各庙所拆木石砖瓦等料,除将合式者入于修理庙宇内抵用外,通共约需银四万一千九百四十八两二钱九分三厘。请仍向广储司领用。其拆下木植如有抵用余剩,大件木植暂行存贮,俟有合式应用之处再为拨给应用。以上应修庙宇俱系离京城十五里之内。再尚有应行查办中城、东城、东北城、东南城四城庙宇。俟臣等详细踏勘,再行陆续奏闻次第修理。谨将拟修应拆庙宇另行绘图缮册,一并恭呈御览。谨此奏闻等因具奏奉。

  旨:知道了。钦此。(13)

  据以上和硕庄亲王允禄的奏折可知,从乾隆十九年(1754)起,乾隆皇帝命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人负责修理北京城内庙宇。此次修理范围涉及北京西城、西南城、西北城、中城、东城、东北城、东南城等七城庙宇,其中包括佛寺、道观、官庙、私庙等各类型庙宇。庄亲王允禄等人经过详细踏勘,统计出各城庙宇数目,并将所有庙宇按照当时情状划分为四类,提出相应的修缮标准。允禄奏称一部分寺庙属于无庸修理的;另一部分寺庙墙垣瓦片稍有不齐,但仍有香火,则令该庙住持自行修理;只有一部分寺庙位于京城要路上,又年久失修,能由朝廷拨款进行维修;最后一部分位于偏僻小巷,又难以修理的不重要寺庙则将被拆毁清理。其修理北京城内庙宇所需费用银两皆向内务府广储司领用。据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月二十五日内务府广储司的奏片记载,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二十五日止,此次工程已经完成西面四城与东北城共五城的维修工作。(14)此次工程系乾隆在位时期首次对京城寺庙进行大规模地整顿和修理,其涉及寺庙众多。北京白云观属于全真道十方丛林,虽然不属于官庙,但是因其在康熙时期重修,又得到清圣祖赐匾,虽然奏折中没有具体提到白云观的名字,但是笔者以为白云观应该亦纳入此次大规模维修京城寺庙的工程中。因此《日下旧闻考》记录下白云观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敕重修,并留有乾隆御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治世有奇功”之文。

  虽然乾隆时期官方第一次修葺白云观并非皇帝专门敕修。但是第二次重修白云观则是清高宗钦赐谕令,是其给以白云观的特定恩典。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高宗春日出行,途经白云观时见殿宇剥落,敕令发内帑修葺。除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修白云观碑记》所载之外,今查得内务府奏销档尚存有乾隆御赐重修白云观的记录。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十二日,和珅等人向乾隆皇帝上了一份奏折,题名“奏报修缮白云观估需工料银两事”,记曰:

  (三月)十二日,奴才和珅、金简、福长安谨奏:

  为奏闻估需工料银两事。奴才金简遵旨查勘白云观一座共三所,中一所计七层,东一所计三层,西一所计四层,共殿阁房屋一百七十二间。奴才率员前往详细查勘此观所有殿座房间。若一律修整未免钱粮过多,仅拟量加修理,一律油画见新。内除后阁并东西耳楼配殿等五十七间,柁梁檩柱坚固,墙垣头停完整,毋庸修理。七真殿三间,头停微有渗漏,祗须夹陇捉节。惟查邱祖殿三间,瓦片脱卸,椽望糟朽。酌拟拆瓦。再斋堂五间,今供奉玉帝,木料稍觉单细,头停椽望亦有渗漏朽坏之处。酌拟加添抱柱,拆瓦头停,拆墁地面,明间后金屏门拆去改安背板,后檐门口窄小,拆去改安槅扇,添砌丹陛。前檐添砌月台一座。其余山门并两傍配殿、配房共一百四间,内有头停瓦片破碎、檐头垂落、椽望席箔糟朽者六十四间,酌拟拆瓦。有瓦片脱节者三十四间,酌拟夹陇。山门内有残坏小房六间,柱木墙垣歪闪,头停坍塌,酌拟拆盖,并粘修残损装修石料台帮墙垣地面。至山门前四柱七楼牌楼一座,柱木虽微有沉陷,但夹杆以上尚未露糟,似可无用大修,祗须拆换糟朽戗木、头停夹陇、粘补栅栏即可整齐,又折换糟朽旗杆二根、戗木六根长高。东西角门二座成砌院墙,铺墁甬路,海墁散水,粘修石桥、月台、门楼。并遵旨后阁上层现供玉帝一尊、金童玉女二尊、四师四尊、天尊三十二尊、金龛一座,擦抹粘补见新,请于前殿供奉。阁上添供三清三尊、金童玉女二尊。此五尊,若全塑增胎未免分两过重。今将三清拟镌胎成做,侍童女仍塑增胎,俱做油灰地仗,五彩庄颜。其阁下添供四御四尊。邱祖殿内配添侍者八尊,俱塑增胎。添做供桌,把莲五供各殿内。旧有神像,除颜色鲜整者毋庸见新外,其余邱祖、七真、王真人、侍者四十四尊庄颜糟旧不齐,并龛案等项俱拟照旧式一律见新。再各座油画除娘娘殿、太岁殿尚皆鲜明,毋庸另做,其余殿阁、牌楼满油画见新,配殿、配房光红土油,旗杆光硃红油,暨各座糊饰窻心、清理地面、拉运木植车脚等项,除所需颜料、桅杉、架木、绒绳、龙旗、帘刷向各该处行取应用,并领取官厂小檩木四百件外,按例估需物料工价八千六百十九两八钱九分一厘。理合奏明将所需银两请向广储司银库照数支领,派员即时妥固修理。统俟工竣另行详查,据实核销。谨将估需工料银两细数另缮清单一并恭呈御览。为此谨奏。等因缮折具奏奉。

  旨:知道了。钦此。(15)

  据上述材料可知,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高宗传谕敕修白云观后,大臣和珅、金简、福长安等人遵旨勘查了白云观殿宇神像等情况,并对如何实行维修等事项进行评估。三月十二日,和珅等人向乾隆皇帝汇报了白云观的现状以及此次修葺估计所需的工料和银两等事项。从这则奏折中可以了解到,乾隆时期白云观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其有中一所、东一所、西一所共三所。殿阁房屋达到172间,其中七真殿3间,邱祖殿3间,堂5间,后阁并东西耳楼配殿等57间,山门并两傍配殿、配房共104间。此次维修的规模也是比较大的,不仅对山门牌楼、殿阁楼台一并修葺,而且将所供神像进行律粉饰见新,还添供多尊神像。整个工程造价高达银两八千六百多银两,并由内务府广储司拨付银款。乾隆五十三年(1788)春落成,高宗亲自瞻礼,并御制重修碑记以纪之。

  总之,清高宗乾隆两次敕修白云观,其起因和意图是不同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白云观是在乾隆对京城寺庙大规模地整顿和修理活动中实施的,并非源于皇帝恩旨。而乾隆五十一年(1786)第二次重修白云观则是清高宗敕旨专修,是亲赐白云观的恩典,其体现出了乾隆皇帝对白云观的重视。

  二、清仁宗发旨稽查白云观道士事件

  天聪六年(1632),清朝廷始设僧道官制。康熙十三年(1674)定:“内外僧道官,专管天下僧道,恪守戒律清规,违者听其究治。若所犯与军民相涉者,在京申部酌审,在外听有司断理。”(16)京师的道官需要负责管理京师城内的教务。道官分设京城东城、东南城、西城、西南城、北城、中城各六处。其不仅分管本城各处教务,还要负责申报册籍,分发度牒,协助地方官稽查宫观,管束游方道士等事务。

  清初,清廷对京城寺院道观及僧道的管束一直比较严格。顺治九年(1652)九月戊子,谕礼部:今后凡僧人、道士、尼僧,已领度牒者,务宜恪守戒规,穿戴本等衣帽,各居住本寺庙,敬供神佛。(17)康熙十三年(1674)议定:京城内外寺院庵庙、宫观祠宇,不许容留无度牒僧道及闲杂人等居住歇宿。(18)

  乾隆皇帝复行度牒制,其为了达到限制和裁减僧道人数的目的,多次降谕加紧收缴度牒。而由于过严地限制了对民众的正当宗教活动,民间教派滋生众多,邪教活动倍增。为严防民间教派作乱,乾嘉时期更是加强了对佛道教的管制。如乾隆十一年(1746),为查办白莲教贵州魏斋婆一案,乾隆皇帝曾多次下旨。其中为了查询涉案人士吕斋婆,乾隆谕令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广泗务必追查到吕斋婆的踪迹。在得到奏报称吕斋婆曾在京城白云观内寄住过,乾隆不仅谕令直隶总督府、步军统领衙门等彻查,还降旨询问平郡王等人。经过步军统领舒赫德向白云观内道士张本诚等人问讯后,其怀疑吕斋婆在四川隐匿。乾隆又派人至四川密行查拿。(19)可见,乾隆时期,对京城内宫观容留无度牒僧道及闲杂人等情况的稽查是相当严格的。

  嘉庆时期,皇帝愈发加强对僧道教的管制,更是严查京城内外游方僧道传播邪教、邪法等事。如清代档案所记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正月二十五日直隶提督奏报拿获书写符咒抄辑邪法之道士高良一事(20),又记嘉庆二十一年(1816)四月初三刑部尚书祟禄上奏审拟道士双阳私藏邪术书本一案(21)等奏折。

  嘉庆二十年(1815)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那彦宝衡龄奏报拿获形迹可疑的道士李祝成。因道士李祝成声称系白云观道士,嘉庆皇帝于十二月发布了第一条谕旨,命令将道士李祝成解赴回京交步军统领衙门查办。记曰:

  上谕昨据那彦宝衡龄奏拏获形迹可疑之道士李祝成。已派员解赴直隶交那彦成审办。其李祝成供出之白云观道士徐显昌等。当即饬交步军统领衙门缉拏。本日据英和等奏拏获道士徐显昌等。据供李祝成系徐显昌徒弟。上年九月李祝成无故将徐显昌混骂,被徐显昌撵逐等语。道士李祝成业经晋省委员解赴直隶。解到时,那彦成无庸讯供,即派员解京交步军统领衙门与徐显昌质对可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22)

  嘉庆二十年(1815)十二月十四日,题为“奏报委员押解可疑道士李祝成进京候审日期情形事”一折,则详细记录了该事件的发展情况。如下:

  再奴才于十二月初二日呈准军机大臣字寄内开十二月初一奉上谕:昨据那彦宝衡龄奏拏获形迹可疑之道士李祝成,已派员解赴直隶交那彦成审办。其李祝成供出之白云观道士许显昌等。当即饬交步军统领衙门缉拏。本日据英和等奏,拏获道士徐显昌等。据供李祝成系徐显昌徒弟。上年九月李祝成无故将徐显昌混骂,被徐显昌撵逐等语。道士李祝成业经晋省委员解赴直隶。解到时,那彦成无庸讯供,即派员解京交步军统领衙门与徐显昌等质对可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钦遵檄,司迎催去后。兹于十二月十四日据委员将李祝成押解行抵保定。奴才派委即用知县李鹄获解李祝成进京,并将搜获该道士所带度牒、缘簿、路程单一并咨送步军统领衙门质审。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硃批)览。(23)

  上述嘉庆皇帝发旨稽查白云观道士事件中,道士李祝成系白云观道士徐显昌的徒弟。因二人发生口角争执,嘉庆十九年(1814)九月李祝成被徐显昌撵逐。李祝成因为其四方游荡而被直隶总督拿获。在搜查中道士李祝成随身携带度牒、缘簿、路程单等物。因李祝成自称白云观道士,嘉庆皇帝遂下旨命直隶总督府无需讯供李祝成,而将其押解回京,交步军统领衙门审理,并与徐显昌对质。从此案中可见,清朝要求道士已领度牒者,恪守戒规,居住本庙敬供神佛。乾嘉时期,皇帝非常重视管制京城内外的宗教活动,亦对游方道士等进行严格管束。京城设立道录司,京师亦设立道官管理京城教务。本来稽查宫观、管束游方道士等应属于道录司的职责,但在本案中嘉庆皇帝却命步军统领衙门负责查办。笔者查得步军统领衙门负责管理稽查京城庙宇一事,最早见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二十二日管理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多罗贝勒永瑢上书的一份奏折中。乾隆三十五年总管内务府大臣永瑢负责查办官管寺庙被租赁商民居住一事。永瑢随后奏报称:

  如有将正项殿宇房屋租给与人并污秽作践者,俱着落。僧录、道录司查明将该住持即行严加治罪。再查各寺庙虽属礼部太常寺管理,但京城内外地方辽阔,庙宇緐多,稽察势难周到。应请嗣后除该管衙门照旧管理外,所有内城庙宇交步军统领衙门,外城庙宇交督理街道衙门随时稽查。倘有前项情弊分别狥纵懈忽,随时 处。如此办理庶于官庙益昭慎重矣。(24)

  总管内务府大臣永瑢认为京城各寺庙虽然属于礼部太常寺管理,但是因为京城内外地方辽阔,庙宇繁多。为了更好地加强管理,永瑢奏议京城内城庙宇交由步军统领衙门稽查,外城庙宇则交督理街道衙门稽查。乾隆皇帝应采纳了此建议。因而,在嘉庆二十年查获白云观道士事件中,白云观属于京师城内庙宇,因此嘉庆皇帝下旨命令步军统领衙门负责稽查此事。

  由此可见,乾嘉时期清廷对佛道教的管理不仅依靠僧道官制度,而是开始更多地交由地方行政衙门进行管理和稽查。亦可知,乾嘉时期清朝皇帝对佛道教的管制从未放松过。

  ①[日]小柳司气太编《白云观志》卷一:“清朝圣祖康熙四十五年(1706),重修白云观玉皇殿、三清殿、长春殿、七真殿、灵官殿、四圣殿、山门牌楼、石桥杠杆、钟鼓楼、东西祠堂道舍,莫不悉备,当时住持王常月建碑志之。”(小柳司气太编《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日本国书刊行会昭和九年初版,收入《中国道观志丛刊》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②李养正:《新编白云观志》对小柳司气太在《白云观志》的说法提出疑义。(李养正编著《新编白云观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3页)另尹志华查证史料提出应为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重修白云观(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③(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94,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5页。

  ④小柳司气太编《白云观志》(第58页):“高宗乾隆廿一年(1756)复修之,卅年(1765)复发内帑重加修葺,行幸瞻礼。”李养正编《新编白云观志》(第23页):“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1756)复修之。三十年复发内帑,重加葺治,行幸瞻礼。五十三年(1788)又行幸瞻礼,赐御笔诗碑并碑记。”

  ⑤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第5页):“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高宗启跸西巡,途径白云观时,见栋宇颓圮,敕令内府发帑修葺。次年春落成,他前来瞻礼,仍作《白云观》诗以记之。”

  ⑥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修白云观碑记》碑刻拓片被命名为《白云观左右碑》,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图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75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4页。

  ⑦乾隆朝《会典则例》卷92规定:(顺治二年)“又严禁京城内外不许擅造寺庙、佛像,报部方许建造。其现在寺庙佛像亦不许私毁。僧道住处不许私迁移出佛像,及自置缘簿募化,并不许私自削发为僧。僧道官及住持若纵容隐瞒,一并治罪。”见《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9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83页。

  ⑧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92,第884页。

  ⑨同上,第886-887页。

  ⑩《谕内阁嗣后官民惟许增修加葺旧寺旧庙不得擅为营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88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奏折,档案号:05-0148-035,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题目“奏为修理各处庵庙用过银两数目事”。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奏折,档案号:05-0142-050,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题名“奏为查得西北城等处倒塌庙宇应行粘修事”。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奏折,档案号:05-0145-108,乾隆二十一年二月,题名“奏为修理各城庙宇事”。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奏片,档案号:05-0168-018,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题名“奏为修理京师庙宇事”,记曰:“谨奏:为奏闻事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经臣等折奏查修理京师庙宇,从前城内各庙按东面四城、西面四城分晰办理,而城外庙宇即随同城内者按城一并兴修。现在已修过西面四城并东面之东北一城,共计五城。今查城内庙宇有关观瞻,自应先行办理,俾得整肃其城外庙宇,俟城内者一例修竣,再行分城次第修理,似属缓急得宜。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奏销档,档案号:395-203,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二日,题名“奏报修缮白云观估需工料银两事”。

  (16)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9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86页。

  (17)《世祖章皇帝实录》卷68,《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7页。

  (18)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92,第886页。

  (19)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又谕:四川巡抚纪山奏报,审讯逆犯谯元魁供内称魏斋婆下川时,曾说贵州有个吕斋婆,在唐登芳之前进京去劝教等语。是吕斋婆现居何处,实在下落魏斋婆必知详细。可传谕张广泗务必讯取吕斋婆实在踪迹。即速奏闻。寻奏:臣将魏王氏,并吕斋婆壻张天序严加究讯。据供吕斋婆前在京城西便门外白云观内寄寓,现今不知存亡。已移咨直隶总督饬拏务获。报闻。”(见《高宗实录》卷271,《清实录》第1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2页。)又乾隆十一年(1746)八月:“谕军机大臣等:据步军统领舒赫德奏称,张广泗所奏吕斋婆住在白云观之处,臣查询观内道士张本诚等供,乾隆五年冬有一道姑,四川人,同伊子并伊侄来到观内王道的祠堂内住下,过了半个多月,就到平郡王府内去了,后从王府回去了等语。朕随降旨询问平郡王。据王奏称,乾隆六年正月内有一道姑,系四川重庆府人,同行有一子一侄。曾从白云观看过,在京约住一月即回四川去了。这道姑说是宋门李氏,晓得些坐功,此时约有六十余岁等语。看此与贵州张天序供白云观王真人处居住之语相同,惟姓宋姓吕之处互异。但此辈行踪诡秘,或改易姓氏亦未可定。其现在四川无疑。可传谕纪山,令其遴选干员密行查拏务获。即速具奏。寻据庆复、纪山、奏覆。据成都县禀报、于省城白衣庵女观内。拏获道姑宋李氏。讯供夫家母家。都不姓吕。不过自己做些坐功。原不与人来往。白云观的吕斋婆。实不知道。除讯过供词具奏外。容臣等设法访缉。报闻。”(《高宗实录》卷272,《清实录》第1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1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录副奏折,档案号:03-1639-007,嘉庆二十一年(1816)正月二十五日,题名“奏报拿获书写符咒抄辑邪法之道士高良情形事”。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录副奏折,档案号:03-2481-001,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题名“奏为审拟道士双阳私藏邪术书本一案事”。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0册,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初一第1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奏折,档案号:04-01-30-0371-025,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题名“奏报委员押解可疑道士李祝成进京候审日期情形事”。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奏片,档案号:05-0277-031,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题名“奏为会查粘修三官庙等处官管寺庙殿宇房间数目事”。

责任编辑:赵赢 zhao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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